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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献华律师 -- 发布时间:2010-3-19 22:51:52 -- 曹远征:改革取决于城镇化进程 曹远征:改革取决于城镇化进程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3月18日 09:18
中国民主化进程取决于市民社会是否形成,其进程开启于农民工进城
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城镇化的进程、速度、效果将决定下一步重大改革的时机。其原因在于:中国民主化进程取决于市民社会是否形成。 当前,中国是二元经济结构。而按照发展经济学或发展社会学概念,二元经济的背后是二元社会,两个“社会”的人不按统一规则行事,农村属自然经济,城市是市场经济,规律不同,其诉求也不同。如北京周边的农村居民在村里搞城市化,办自己的企业,发展好了,也能提供公共产品,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就是一种城市化方式。如果从市民化或城市化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只看他们是否“盖”成城市,而是看他们的观念是否与城市人相同,利益诉求是否与城市人一样。 很简单,如农民和城市人的诉求不同,就无法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民主选举。因而,社会民主一旦放开,两个阶层的诉求统一不起来,很可能造成社会分崩离析。 比如,“拉美模式”失败的核心问题并非是中产阶级是否形成,而是拉美国家两极分化的严重,二元社会格局没有转变。在“拉美模式”实施中,大量的庄园主涌入城里,但没有工作。他们在本质上还是农民,他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与城市居民没有共识;而中国台湾和韩国却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民主选举之路,其核心就在于市民社会的形成。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一词从德文中演变出来,原意就是“市民阶层”、“第三等级”。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两个阶级:贵族阶级与农民阶级,那么,这两个阶级之间永远是你死我活。这也是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无法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原因。只有跟贵族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无关的第三个等级(市民阶层)占据社会主体地位,或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才能有效协调贵族和农民这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 中国市民化的社会进程开启于农民工进城。在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改变不了其农民身份,但他们的孩子从小在城里受教育,对农村没有感情,也没有种地的技巧,更不愿意回去,所以,第二代农民工才是真正的市民阶层。第二代农民工的诉求非常重要,政府需要给他们城市市民身份,让他们在城市中留下来。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工市民化。 事实上,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户籍”问题,而是这背后的政府服务提供不了,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均等化,政府财政和服务设施缺乏。广东教育厅曾经说深圳有几十万农民工,就算广东教育厅有钱愿意补助,也无法解决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考大学的名额,都按省分配,若农民工的孩子在广东考,那就挤占广东本省的名额。所以,诸如此类的事情要全国一起实行。如果按照现在的教改规划,2020年教育实行公平化,那我们2020年同时实现市民化,这时候利益诉求就基本一致了。这时开启民主,大家的议题也就基本集中了,不然就是冲突,因为大家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同。 所以说,市民化过程又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改革,因为在形成市民化过程的同时,也形成了社会利益诉求的一致化。 故也,市民化进程取决于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进程又决定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假如发展顺利,那么约在2016-2020年左右,中国农村人口中的富余劳动力基本上被城市吸纳。第二代农民进城了,并进入工业部门成为了工人,他们不再是农民,其行为和诉求也就不一样了。他们和城市的其他市民一样,要的是涨工资,而不是要分地;要的是提供公共设施,而不是要地盖房子。社会形成的共识便产生。 至于各级人大力量的壮大,我觉得核心还是寄望于市民社会,利益诉求是核心,人大代表若不代表百姓,市民就可以不选他。现在的人大是被代表。现在学术界、理论界,有一些启蒙思想。但又有些人沾沾自喜,认为30年比较成功,这次金融危机政策力度大,一下子称“中国模式”了,别人夸你,中国自然高兴,但别把这事真当回事儿。 其实,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此推断,在之后的五年,中国社会面临的整体民主诉求压力就可能出来,即改革的“外部”整体动力可能基本形成。■ (曹远征为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此文根据他与《财经》记者交流时整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