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若干问题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日期： 2009-08-28 作者：刘世锦   来源：中国人大网 www.npc.gov.cn

2、深入认识我国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对现有发展方式存在问题的讨论分析很多，不少方面已有共识。主要是经济的内部外部关系不平衡，储蓄消费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作用不足，资源环境压力增加，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发展方式现存的这些问题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首先看到的是内外需不平衡。从2002年到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连续6年增速超过20%，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以及净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分别由43.1%、18.5%和1.6%，提高到66.3%、37.2%和8.0%，分别提高了23.2、18.7和6.4个百分点。国际比较显示，我国当前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范围也属高位。比如，2007年，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仅次于德国，而远远高于日本和美国。对外需依赖偏高，内需相应下降，导致外汇储备快速攀升，又通过外汇占款影响到货币供给，进而影响到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大量贸易顺差的出现是以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前提的。但这个竞争力有真实的部分，也有不真实的部分。真实的部分是由我们低成本的劳动力、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条件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有效组合所决定的。不真实的部分，主要表现在相当多的要素成本由于价格扭曲而被人为压低，包括土地、水、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价格低估，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外部损害没有内部化为生产成本等。

在开放型经济的宏观平衡表上，出口大于进口，即净出口的大量存在意味着对国内储蓄的占用，从而成为国内高储蓄、低消费的一个重要成因。储蓄消费失衡的其他原因，一是近年来总储蓄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企业储蓄率上升。1992年-2005年间，全社会储蓄率由40.29%上升到47.45%，其中居民储蓄率维持在21%左右，而企业储蓄率则由13.33%上升到20.04%，政府储蓄率也略有上升。企业储蓄率上升是全社会储蓄率上升的主因。居民消费水平偏低，对相当多的居民家庭来说，“无钱可花”仍然是重要因素，这显露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问题；二是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有钱不敢花”的问题依然存在；。三是部分消费领域，特别是体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服务业领域开放不够、竞争不足，制约了消费的增长，也有“有钱不能花”的问题。

净出口的大量存在的另一个后果，是已有资源和生产能力由于市场平面扩张而长期停留或“锁定”在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既然通过数量扩张可以实现增长，也就缺少创新的压力和动力。这种在国内外都得到验证的现象，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我国相当数量产业升级迟缓的原因。

在以上发展方式内在问题和矛盾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近年来两个重要变化使这些问题和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一是要素成本的上升。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减少、劳动者权益一定程度的改善等，人工成本逐步提高；国内土地、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价格上升；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大幅攀升，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减弱，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的紧迫性明显加大。

二是全球性温室气体减排带来的挑战。与传统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局部性特点不同，温室气体减排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其实质是同一单位的GDP要对应更少的碳排放，或者说要用同样数量的碳排放生产出更多的GDP。重视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将使生产过程与过去相比增加一层成本约束，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对正处在或尚未进入工业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将有更大的冲击和影响。最重要的是，必须建立起能够有效促进节能减排的新机制，并将挑战转化为加快创新、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机遇。

把以上分析梳理一下，可以概括出现有发展方式存在的两个主要矛盾：一是资源和生产能力未能得到有效利用与大量有效内需未能得到满足的矛盾；一是创新需求和压力日益增大与创新资源和机遇利用不足的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资源和环境约束信号不正确、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等。

3、拓展两个空间，实施四项战略

发展方式转变是老话题了，提出至少有十几年了（当时

是讲“增长方式”）。这些年有进步、有亮点，有些方面进展相当大，但还不能说取得全局性、实质性的突破。现在的问题，一是要说清楚新形势下为什么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道理，应当主要解决哪些矛盾；二是要探讨转变所需要的条件，如何才能有一个大的进展。就后者而言，外部环境和时机是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处在上升期，大家感觉很好，矛盾容易掩盖，这个时候讲转型、讲改革，往往压力不大、动力不足。危机冲击来了，经济下滑，矛盾暴露充分，对转型、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感受深切，容易达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经济调整期，是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难得机遇。错过这个时机，不少问题的解决将难度更大。

除了外部环境和时机外，突破口的选择也很重要。发展方式转变突破口的选择，应当有全局性、系统性的考虑和设计，着力于拓展发展空间，用增量的创新带存量的调整和改革，形成转型的激励机制，合理调整利益关系，尽可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套用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用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新的发展空间拉动发展方式的转型。

从这一思路出发，着眼于解决上面讨论过的现有发展方式的两个主要矛盾，可以提出拓展两个空间，即拓展内需空间和拓展创新空间；相应地实施四大战略，即扩大内需战略、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人力资本素质提升战略和节能减排战略。

一是以消费需求拓展和升级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重点是两个层面。一是在现有收入水平上，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将被抑制的需求释放出来，如加快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切实推进进城农民向市民的全面转型；通过完善社保体系，改善居民预期，把原来“不敢花”的钱花出来；改进对消费的金融服务，把部分未来收入合理地转为当前消费等。另一个层面是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而扩大消费总量，包括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增加居民相关领域的消费需求；放宽对服务业的进入限制，增加竞争，降低成本，刺激这方面的消费增长等。

二是以提升中高端产业竞争力为重点的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我国产业总体上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与所处发展阶段有关，也体现了我国在这一时期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危机过后，要素成本上升和原有市场空间缩小的压力将会显著增加。保持我国产业和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稳定和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必须在保持和延续原有中低端竞争力的同时，逐步培育和形成产业的中高端竞争力。国际经验表明，处在产业中高端的竞争力，才有持久的竞争优势；但在一个国家，不可能所有产业，只能是一部分产业可能具备这种能力。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性，重点在研发设计、规模经济、精密制造、供应链、品牌和营销渠道等方面下功夫，形成一批今后二三十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在全球范围具有持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新能源、信息技术与物质生产过程深度融合（所谓“智慧地球”、“物连网”、“云计算”等）等领域酝酿技术突破和新经济增长点。我国在这些方面已有一定基础，还有若干后发优势，有条件在追赶乃至领先上有所作为。

三是以扩大就业、完善保障、加强教育培训为重点的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战略。稳定和扩大就业，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加大保障性住房、农村基础设建设的民生工程的投入，是这次中央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内容，也是发展方式转变所要坚持的政策导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重民生不仅仅是增加福利支出，更重要是立足于加强我国人力资本建设。因此，增加福利支出，不仅仅是增加消费，更要着眼于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教育培训，与保持并适当增强劳动者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并不矛盾，相反，可以为之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这样的视角转换很重要，也是我国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和社会过渡所要求的。没有人力资本质量的相应提高，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不可能形成。就业机会、收入增长、社会保障，再加上教育培训，是我国人力资本质量持续提高的必备要素。

    四是以减排与创新并举、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为重点的节能减排战略。建设资源节约性、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们的既定目标，也是新发展方式的重要特征。现阶段我国7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由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使用引起的，而这些化石燃料又构成了我国的主要能源，因此，可以说节能就是减排，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减排。需要强调的是，不能仅仅把节能减排看成是增加现有的生产成本，看成是一种负担。事实上，当加入减排成本而使能源乃至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提高后，将会对新能源开发和节能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激励，进而开辟出一个很大的创新和发展空间。近期国际上在谈“两个危机”，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粗看似乎两者关系不大，仔细分析，通过强调气候危机，增加减排成本，可以刺激相关技术突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为摆脱金融危机提供最需要的来自实体经济的支持。在我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有不少有利条件，有的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我们有潜力建立最大的减排市场。如果政策对头，措施有力，机制有效，完全可能在拓展前面提到的需求空间和创新空间上大有作为。

三、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抓住有利时机部署和推动重要领域改革

从不久前公布的今年7月份的统计数据看，经济继续保持了稳定回升的势头。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首先任务，继续抓紧落实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促改革的一揽子计划不动摇，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密切关注、正确判断、适时应对，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货币政策除了总量规模外，把握信贷资金的投放结构也很重要，比如，是投向实体经济了，还是有相当部分进入资产领域助推泡沫；是主要投向政府投资项目，还是逐步增多的部分投向民间投资项目，投向对增加就业有重要作用的中小企业；是主要进入投资领域，还是逐步增多的部分进入居民消费领域，或者有助于扩大居民最终消费等。

在加强需求管理的同时，也要重视供给管理。对近期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股市和房地产领域，需要研究如何把过度需求转化为有效供给的问题。

与此同时，着眼于上面讨论过的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全局性、实质性进展，拓展新的需求空间和创新空间，实施四项战略，应抓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有利时机，在深化改革、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等方面采取若干重点举措。

第一，加快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重点是探索建立城乡统筹、包容性强、可流转、可持续的社保体系。着力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框架。现有的社保体系差别较大，呈“碎片化”特点。讲全国统一的制度框架，不是说达到同样的保障水平，这在相当长时期是难以做到的，而是说相互可兼容、可流动、可“升级”，有一个统一的制度架构和制度元素，比如建立全国统一的居民社会保障身份系统。二是“保基本”，由国家财政支持，对全体居民，特别是城乡困难群体，提供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保障，并以此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三是在资金筹措上，除了国有股份上市融资的10%划转社保基金外，还可以考虑划转国企的部分利润和股权。这样做除了有利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外，还可以直接降低企业储蓄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当前重点要抓紧落实好中央已定的关于加快城乡居民养老、医疗卫生等保障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第二，加快城镇化进程，重点推进农民工向城镇居民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不仅表现在城市化率偏低，而且表现在已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农村人口在住房、日常和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卫生、其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分享以及法律身份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不同程度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是道义问题，同时也蕴藏了巨大的内需潜力。如果未来十多年有3亿农民进城居住，按人均建筑面积25平方米和每平方米2500元投资计算，建筑面积就可达75平方亿米，投资总额可达到近20万亿。再加上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能带动巨额投资。由于各地情况差别较大，应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在城乡统筹、农民工向城镇居民转型方面进行更多试验，并从中发现和总结出好的做法和经验。

第三，对那些有较大增长潜力的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领域，要进一步放宽准入，破除垄断，鼓励竞争。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通过改革打破有增长潜力行业在需求和供给上的体制约束，使内在潜力释放出来，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住房和汽车两个新增长点，前提是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加入WTO后推进了汽车行业的开放和竞争。这条经验目前对诸多有增长潜力的行业还是有效的。我国储蓄率高，社会资金充裕，应当拓开更多的领域和渠道，使这些资金去创业，去创新，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去培育新增长点，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不是涌入虚拟经济领域去追逐泡沫。

第四，加快部分仍然没有放开或理顺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税费制度改革，开展二氧化碳等排放权交易试点。当前资源性产品供求关系、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对平稳，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难得契机。在进一步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基础上，应协调好政府价格管理与市场定价机制之间的关系，加快理顺煤、电价格，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提高非农业用水价格等。加快研究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理顺环境税费制度。

第五，积极推进市场导向的企业购并重组，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应抓住经济回调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低效和无效产能，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推进企业在生产布局、技术进步、产业配套、节能减排等方面有一个大的提升。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购并重组应按照市场导向原则由企业自身做出决策，政府还是要致力于改善外部环境，不能错位。

    第六，抓紧制定旨在提升产业中高端竞争力的产业转型升级规划。在继续落实一系列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基础上，立足长远，对那些有潜力形成持久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产业环节，以提升其中高端竞争力、占领未来产业制高点为目标，前瞻性地制定转型升级规划，对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产业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