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律的概念，中西方思想家众说纷纭。“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原出自《管子》的《禁藏》篇，后为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引用。管子言：“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劝，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

  此处的“程式”、“仪表”都是准则、规范的意思。意在指明“法”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固有调整系统，是衡量天下人言行是非、功过、曲直的客观标准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前716年—公元前645年），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齐桓公时任上卿（即丞相）。根据学者考证，虽然《管子》中的某些观点确实源自管仲，但它不是一人一时之笔，也绝非一家一派之言。其内容比较庞杂，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思想冶先秦诸子学说于一炉，但以法家、道家为主。它的写作年代，大抵始于战国中期直至秦、汉。其中有关法家的篇章，主要出于战国中、后期的齐国法家。《管子》中的法学思想，具有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杂糅道、儒思想的兼容并包特色，学说观点自成体系，是研究先秦法律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价值不亚于同时代的《商君书》（托名商鞅所著）。今本《管子》为西汉刘向所校定，著录86篇，《汉书·艺文志》将之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类，现存76篇。

  管子作为先秦法家的代表，立足于礼法兼容的思想，认为人的一切行为规范都应该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并主张有法必依，赏罚严明，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明确法治的普遍和现实意义，道出了法律的地位和尊严，强调法的重要作用。《管子》一书给“法”下过许多定义，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使用，以表达法律的重要性。除了“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还有“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这些都是描述日常生活里打工做事儿所用“标准”的特定名词，此处均用来表示法律是衡量天下人言行是非、功过、曲直的客观标准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此外，《管子》中还有“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这类关于法律的定义，虽然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但都强调了“法”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同样的话也出现在儒墨两家的言论当中。《墨子》说：“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在《管子》的作者看来，尺寸、绳墨、规矩之类的“标准”不仅是用来度量事物大小、多少、长短、轻重的，还是矫正事物方圆、正误的。《管子》讲，人灵巧，可有时就是比不上粗笨的规矩顶用，因此，“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

  清末沈家本沿袭了先秦法家的思想来阐释法的定义，他指出：“世未有无法之国而能长治久安。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立法而不行与无法等。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变法自强。裁之以义，推之以仁。”他认为，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是衡量天下万物的一种客观标准，法律的作用在于治国和治民。

  回望历史，法治无不是历朝历代明君贤臣固本安民的立国之本和长久之道。而于当今社会之转型时期，建设法治社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已有十余年。在此期间，我国一直在为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努力，并相继颁布了合同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重要法律，修改或废除了部分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如今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以贯彻。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制度的滞后性在所难免，所带来的成本损失越发凸显，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更应坚持这一治国方略和目标，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