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法律人操守

2010-9-9    作者：张建伟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台湾地区著名律师陈长文和罗智强合著有《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一书，书名令人联想到龙应台曾经发表的一篇犀利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陈、罗二位之书由若干主题相同而有相当深度的文章组成，主旨由副标题加以呈现：法律伦理与理想的重建。

　　书中有几分激愤地质问：法律人地位日隆，但法律尊严却荡然扫地，“社会如此善待法律人，法律人自己呢？又作出了哪些事情，对整体社会以德报德呢？当法律人担当政府重要职位之后，法律人治出了什么样的国家？……‘法律人’的光明时代已经来临，但如果法律与正义因为法律人的光明，而沦入更黑暗的世界，那么‘法律人的光明’将只是一个丑陋的假象”。作者有感在台湾一些法律人成功把持政坛、获得大位后，道德沦丧，不断发生贪渎弊案，社会公信力丧失殆尽，令法律人形象蒙羞，试图寻出这样一个答案：法律人，如何才能争气。

　　法律人的公众形象

　　其实，社会某一特定群体的公众形象，不仅取决于这一群体内的人对于自己形象的塑造，也取决于公众对于这一群体的普遍认知。据说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塑造了警长沙威这一角色以后，法国警察的角色在民众心目中就不再讨喜，很多年翻不了身。对于警察来说，这真有点冤枉。不过，即使雨果的魔笔有这么大的功效，警察的日常作为恐怕也起到了一定的放大作用，否则何以至此？不知现在法国人心目中的警察形象是否仍然如此，他们是不是已经变为受人尊重的角色。

　　法国文学中这一现象让人产生联想———自己的国家中法界人士形象如何？在我国旧小说中，除包拯等公案小说的主角外，很多故事中的司法官形象都很糟糕，他们逢迎上司、贪财纳贿、武断专横、刚愎自用、颟顸无能。吾人有幸活在当代，那些久远的事没有亲见，是不是实况如此，不得而知，只知道对司法官形象的这种描述，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司法官的一般认知。要是换了现在，司法官给人们留下的竟还是如此印象，就值得引以为戒了。

　　在台湾地区，法律人的公众形象究竟如何，需要到公众中去调查了解，而且不应局限于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政治人物，调查的对象应当是与民众直接打交道更多的司法官和律师。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就有人在做。

　　台湾政治大学苏永钦教授在《当前司法问题的症结》一文中，对台湾地区第二次民众“法律认知及态度”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时提到：1985年他与陈义彦教授等共同完成了一项法律社会学调查研究，成功访问了1452个家庭，对民众法律认知与态度，包括对法官、律师、法院及法律的看法；十年以后，1995年，他与陈义彦等再度联手，成功访问了1226个家庭，得出的结论颇不乐观，对法官和律师的主要印象都以负面居多，对法官的负面印象是：对一般老百姓较不客气、容易受上级压力影响、会拿红包、不太懂社会实务，其中最普遍的负面印象竟是“会拿红包”、“有钱能使法官推磨”。

　　与之相应，对律师负面印象有唯利是图、冷酷无情、送红包、走后门等。苏永钦发现：并非媒体长期的负面报道强化了对法官、律师的负面印象，调查表明，恰恰是司法过程的实际经验强化了负面印象与不信任感，所谓外界渲染造成不利于司法的刻板印象之说，不攻自破；另外，也不是“诉讼既有胜负，自然会有一方不满”造成负面评价较高，调查表明，诉讼有输有赢并不是造成对司法的正面评价无法攀升的原因。对司法的评价不高和缺乏信任，还需要从司法自身寻找原因。

　　这种对法律人的专门调查，在内地还没有展开过，不过，网络上民众对司法表达的看法，也折射出司法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法律人的自省

　　公众评价高也罢，低也罢；司法形象好也罢，歹也罢，都与法律人自身的操守有关。法律人群体的堕落，当然有社会环境原因，也有制度缺陷原因，但法律人本身自甘堕落、自毁形象，也是重要原因。认识不到这一点，法律人就只会归责客观，丧失自省能力，不会自我革新。

　　《聊斋志异》中《梦狼》一则，述白某贿赂当路，得首荐为官，蠹役满堂，纳贿官说，中夜不绝，其弟流泪劝止，白某如此回答：“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复令上台喜也？”将自己的作为完全归因于官僚体制，似乎与自身操守无关。我也听到有律师在我面前抱怨，现在律师之所以靠关系打官司，甚至不惜行贿法官，都是司法环境所逼，不这样做，就只有吃亏，因为对方也会这样做。

　　我疑惑不解的是，如果有证据表明对方律师违反执业纪律，影响公正司法甚至行贿法官，就应当痛加揭露，甚至一把火往上烧，这样才能烧出个清凉世界；要是没有证据，只是猜疑，就更不应该通过旁门左道来谋取司法利益，大家共同尊崇法律的正当程序，促成良好的执业环境，不仅符合法律人长远利益，也符合社会大众的福祉。法律人光靠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司法制度的完善来拯救自己的形象，不完全靠得住，离开了严格自省和努力自新，这个群体仍然可能沉沦不起。

　　台湾的“道德自新运动”

　　台湾地区1989年掀起的“道德自新运动”印证了这一说法。这场运动表现了法律人的一次集体自我觉醒，前因是“司法厅第四厅厅长”吴天惠的夫人苏冈律师倚仗丈夫职务，在办案中长期贿赂检察官，借此从司法中渔利。当检察官陈松栋拒绝受贿，苏冈竟说出：“我就不相信，台湾还有不收钱的检察官。”新竹检察官被激怒，高新武检察官领头调查此案，拒绝受贿的陈松栋检察官当了“告发人”，所有知情法官、检察官当了“证人”。

　　1989年1月11日台湾“司法节”那一天，吴天惠和苏冈被逮捕，引起台湾社会极大震动，后来吴天惠虽然被判无罪，但苏冈被判有罪并坐牢。民众闻讯，对司法刮目相看，司法公信力因此增长。

　　此前半年，谢启大等法官发起“还给我们一个纯净的审判空间”运动，反对司法界和民间干涉法官独立审判，这是台湾的法官第一次开始“自觉”的运动。五六年以后，台湾出现了另一大案，引发“上上级风波”。

　　当时检察官拒绝“检察总长”传达的“上上级指令”，坚持独立办案。这一连串行动，最终促成法官、检察官挺起脊梁，独立办案，才有了后来扁家弊案的水落石出。当年拉法叶贪渎弊案爆出，时任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长的黄世铭认为证据不足，“检察总长”卢仁发迎合陈水扁“动摇国本也要办下去”的豪语，折腾十余小时强令黄世铭起诉，被黄世铭坚拒，反请卢仁发出具书面命令为依据。

　　不过数日，卢仁发不但不出具书面命令，反而将黄世铭撤职，施茂林接任，立即奉命起诉。时至今日，卢仁发已退休，施茂林涉嫌贪渎被起诉，黄世铭因其司法品格操守被任命为现任台湾“检察总长”，也是司法官操守坚正的一例。

　　谢启大在谈到“吴苏案”时，曾言：“当时，新竹地区的司法人员，大都是一些有理想的人。这也是一个风气问题，‘物以类聚’，那些要贪污的就不愿意进来，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所以，这一台湾司法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就发生在新竹地方法院。”这让人联想起民国初年，光复不久，法界人士以气节相尚，面貌一新，适逢宋教仁遇刺，上海地方检察厅不但抓获凶手，还向民国总理赵秉钧(据说还向袁世凯)发出传票，其胆大如此，都因司法风气和司法人格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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