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当下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全民腐败”，不仅是某些官僚和商人才腐败，连以往的道德表率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腐败。对知识分子而言，钱只有工具价值，而无内在价值。钱能够让自己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知识分子的尊严不是体现为有钱，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知识，比如说公共责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每隔10年就有一个焦点的变化：1980年代的焦点在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如何承担现代化的中坚作用;到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被边缘化，于是焦点聚集在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进入21世纪，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日益密切，少数人甚至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媒体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腐败问题。

　　当下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全民腐败”，不仅仅是某些官僚和商人才腐败。最令人痛心的是，连以往的道德表率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腐败。校长贪污、教授抄袭、中小学教师奸污女学生……此类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在传统社会中，有两种人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医生。前者与人的灵魂有关，后者拯救人的生命。他们之所以受到尊重，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或有权势，而是有道德清望。所谓读书人，不但有知识，而且是社会的道德表率。特别是到乱世，普遍有一种期待，期望读书人出来拯救社会、拯救人心。然而近十年来，民众非常失望地发现，原来连社会最期待的读书人在精神、道德上也垮了。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整体腐败了，而是少数害群之马玷污了整个群体形象，且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对此也缺乏制度和良心的约束。更要命的是，各种不正之风和学术不端，普遍流行于知识界，成为见怪不怪的常态，成为做得说不得的潜规则。知识界风气的败坏令社会惊呼：知识分子到底怎么了?知识界风气的改善还有希望吗?

战乱不断的民国是近代教育最辉煌的年代

　　要改善知识界的风气，首先是制度的改革。腐败现象的背后，有一个制度性糜烂的问题，根源在于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以大学为例。为了解决学术腐败问题，各级部门和大学出台了很多惩戒性措施，不能说没有党纪国法，然而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并不能有效遏制学术腐败，腐败反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人过去讲“人治”，讲道德表率，期望有道德的精英出来担任领袖，从而移风易俗、改变社会;现在从“人治”走向“法制”，将希望更多地寄托于“法的秩序”。但这个“法的秩序”并不是“法治”(of law)，而是“法制”(by law)。今天的中国，“法”不可谓不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立法，而且很多不是人大立的法，而是管理部门的行政法规。但法不能内化为公民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形同虚设。为什么?乃因这些法只是外在的惩治手段，既缺乏相应的法律文化，也没有有效的落实机制。相反，在各种利益机制的驱使下，法是否执行，取决于利益博弈的结果。社会普遍地“法不责众”，如果要“治”的话，或者是有法律之外的政治考量，或者是恰巧要抓一个典型，或者是人际关系没有搞好。而大量的腐败被各种相关利益群体庇护下来。最近媒体披露西安某名牌大学六位老教授联名举报一个长江学者申报国家和地方科技奖造假，告了两年没有定论。学校怕丢丑，一再庇护造假者，对举报者说：“这些情况现在很普遍，不必大惊小怪!”由此可见，仅靠惩罚性的“刑”无法根治制度性腐败，需要的是解决制度深层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制度深层的问题?这几年温家宝总理非常关心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指导性意见。其中核心的一条是“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这个意见不是温总理的独创，而是中外教育的普遍规律和历史传统。西方的不说了，就中国教育传统而言，中国古代的学术性教育机构不是科举，而是民间的书院。宋明的书院不是官僚说了算，也没有国家来管理它们，而是书院的掌门人像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儒掌握大权。现在大家公认，近代教育最辉煌的年代是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战乱几乎没有中断过，乱世之中，国家和私人对教育的投入、资助是很少的，与今天没法比;但那个年代出了多少世界级科学家、多少学术大师?以西南联大这个或许是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学为例，短短7年的历史，就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众多学术大师。而西南联大所处的抗战年代，其环境、条件之艰苦，一点不亚于今天要救济的希望小学。在茅屋里面上课，在煤油灯下看书，每天有敌机的轰炸，竟然出了世界一流的人才，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原因是：它秉承了清华、北大、南开“教授治校”和“教育家办学”的传统。

　　所谓“教授治校”，意思是说大学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文化产业，它是原本意义上的大学，是培养博雅之士和社会精英的学术领地。因此大学的真正主人不是官僚，而是教授。2010年的全国“两会”，针对《教育规划纲要》草案中的大学“去行政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非常敏感，以为去行政化就是大学从此不再有行政级别，自己“副部”或“正厅”的级别就没有了。他们非常着急，提出假如去行政化的话，大学以后出去没法与外界打交道了。的确，中国虽已进入市场经济，但企事业单位依然存在着等级森严的行政官僚管理制度。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在体制内从事利益博弈的资本就越雄厚。不要说大学，连国企都分级别。金融危机以来，大家惊呼“国进民退”、“国企凶猛”，那些正部级、副部级的央企，拿着纳税人的钱，一掷亿金。这背后所呈现的，与其说是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如说是行政级别所拥有的特权，包括政策特权和银行贷款特权。大学也是如此，分985大学、211大学、普通大学……三六九等。即使在39所985大学内部，也有三个等级，即所谓2＋7＋30，也有副部级和正厅级之分。其实，“去行政化”的核心不是去掉大学的级别，而在于真正贯彻“教授治校”理念。

1927——1937：黄金十年

　　贺卫方提出，大学应该是“学者的共和国”。大学的主体是教授，而不是行政官僚。清华大学从留美预备学堂改为国立大学后，教授和学生曾“三赶校长”，直到梅贻琦先生担任校长后局面才稳定下来。清华当时的决策机构是由全体教授组成的教授会，还有一个常设机构——评议会，由教授中的精英组成，经常开会议决学校的重大事务。校长的权力较之今天既大又不大。所谓大，他可以独立决定教授人选。陈寅恪先生游学欧美，却不屑一张大学文凭，也没有学术专著，之所以能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乃是梁启超先生一句话：“他的一篇文章就抵得过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校长便从善如流，破格聘用了。在此之前，蔡元培聘什么文凭也没有的梁漱溟担任北大教授，也是看中了梁研究印度哲学的一篇文章。所以后来流行一个趣谈：梁漱溟考北大不取，索性去北大当教授了!校长虽然权力很大，却不能滥用。假如胡作非为，滥用私人，教授会马上可将校长罢免，驱赶出校。中国的大学教授最好的年代，是20世纪20和30年代，即1927-1937这黄金十年。他们不仅是精神贵族，也是物质贵族。整个社会，即使军阀官僚，看到知识分子，都毕恭毕敬，优礼有加。教授们在学术和道德上也很自律，几乎没有什么丑闻。

　　大学的“去行政化”，最重要的便是接上民国大学的好传统，真正在制度上落实“教授治校”，让学者在大学这个“共和国”里当家作主，实现自治。而大学校长，只是这个自治团体中应聘的大管家，是一个CEO。CEO背后有教授会监督，还有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董事会。1980年代初，邓小平考虑以政治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改革，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的试点，一度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为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全国率先成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主任是党委书记，但副主任和核心成员大部分是教授。虽然今天各大学都有了校务委员会，但基本上形同虚设，高教法规定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去行政化”之后，党的领导还存在，但应该通过校务委员会或学校董事会实施对校长的监督，而不是直接的指挥。

　　中国历来真正成功的改革都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在中央政策的默许下，先在基层试点，从地方开始，从边缘突破，随后取得成功，在全国推广。摸着石头过河，自下而上地改革，是改革开放30年基本的成功经验，被认为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而由中央发一个红头文件，一刀切的改革，通常很难成功，因为中国太大，国情太复杂，地区的差异、不同大学的差异非同一般。大学的制度性改革最重要的乃是教育部放权，允许若干所比较有传统、风气比较正的大学根据本校和本地的情况，实验各种形式的去行政化改革。

　　最近，中国科大原校长朱清时在深圳创建南方科技大学，进行教授治校的改革。我对它的期待要超过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假如能够容许更多的大学跟进，出现若干所大学改革的试验，那么知识分子的制度环境，将会有一个质的改变。

改革悖论：民众不放心知识精英

　　增加大学的自主性，实现教授治校，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行政管理部门，也来自民意。这几年上海、北京几所重点高校试行大学自主招生，取消统一的标准考试，由教授组成专家组通过面试自主招生。这一改革假如在全国普遍推广，恐怕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不赞成、不放心。因为知识分子的专业信用和道德声誉今天已经破产了。人们普遍担心他们会像商人和官员一样在运用权力时上下其手，谋取私利。在中国，虽然社会上下，从学生、教师、家长，到校长、教育部官员，人人对高考这个最大的应试教育指挥棒不满意，应试教育却还在逐年强化——因为管理部门和社会舆论担心，假如取消了刚性的分数标准，而在录取中添加人为因素，最后会使得拉关系成风，无权无势的贫家子弟成为牺牲品。

　　今天的大学自主性改革，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考量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来自底层的民意。管理部门之所以把权力越收越紧，其背后是有民意基础的，可以说是官僚阶层与民意联合夹击精英。今天的民意有一种强烈的反精英的民粹倾向，认为精英都腐败了，唯一的指望是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化来制约腐败的知识精英。现在连部分考研也应试化，而且题目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刚性的客观题。这个统考杀伤力很大，不仅基础教育，连大学教育都有应试化的趋势，许多考生四年大学期间什么书都不看，只知道背教科书。之所以要统一命题考试，据说是某些大学的某些专业，借考研辅导为名泄漏考题，从中牟利，还有个别不良导师借机骗财骗色，使得舆论不满、民怨沸腾。教育部以顺从民意的名义，将这个权力收回。

　　不仅招生，连大学的学术研究如今也被纳入行政化的统一管理。近十年来，各校以规范管理为名的改革，不是往“教授治校”的方向发展，而是大倒退，教授们连教学与科研的自主性都在各种改革之中慢慢流失。今天的大学教授不要说管理学校，连自己的学术都管不住，整天围绕行政管理部门颁布的各种量化指标团团转。学生不能乐学，老师不能乐教，学者不能在研究中得到快乐，最后统统异化为一种谋生手段。

　　国外有评论尖刻地讽刺说，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叫科学家，另一种叫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旨趣在于求知或者将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而中国科学家两者都没有兴趣，他们仅仅是为发表而发表。有了这些SCI、CSCI杂志的量化成果，就可以顺利地向国家要资源、换取职称和各种功名。在片面追求“学术GDP”的行政指挥棒导引下，今天中国的SCI杂志论文发表总量已列世界第五位，但单篇引用率极低，还不及北欧几个小国。我们以人海战术制造了虚假的学术繁荣，但从单个成果看，不要说诺贝尔奖，连距离世界一流成果都何其遥远。在这种以行政为中心的制度下，败坏的不仅是学术，更是人心，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和专业良知。

斯文扫地：读书人自己看不起自己

　　世俗社会的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愈来愈平庸化，大学变成了一个俗人呆的地方。虽然读书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要面对很多世俗的问题，要解决蜗居的问题，也想生活得好一点，但读书人又不是一般的人。钱是有价值的，当然重要，然而对知识分子而言，钱只有工具价值，而无内在价值。钱能够让自己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知识分子的尊严不是体现为有钱，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知识，比如说公共责任。

　　今天不少在大学教书的知识分子，给学生的印象首先就是精神上支撑不起来，整一个俗人，斯文扫地，不是因为穷，乃是因为自己看不起自己。读书人自豪的不是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而是儒雅斯文的气质。虽然知识似乎已经贬值，但读书人首先要自信，然后才会被别人看得起。学生如今在学校受到的非专业教育，好像只有两种，一种是体制内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大道理没有人情味，也很少有人相信，只是敲门砖，考过即忘。还有一种是私下流行的小道理，许多教师在课堂上也经常这样讲，比如“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学术没有用，最要紧的是学会生存和竞争的本领”等。

　　这些世俗的人生箴言，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年轻的学生影响很大。而在空泛的大道理和功利的小道理之间，真正缺少的是实实在在的公民教育、人生教育和道德教育。过去的校园是青春的伊甸园，如今的校园成为提前打拼的名利场，小学生过早失去了童真，大学生也没有了浪漫的青春。鹿桥的小说《未央歌》在海峡对岸被称为台湾的“青春之歌”，影响了几代台湾大学生，写的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故事。这本书不要说今天的学生，连我读了之后都觉得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怎么如此纯真，比琼瑶还琼瑶。为什么这本书在台湾流传了整整半个世纪?因为他们觉得校园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发现，不是小说出了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已失去了纯真的知识分子生活。

　　过去我们常说大学领着社会走。大学是怎么样的，社会就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学创造着社会的价值。但今天已经倒了过来，大学被社会拖着走，大学生的世界观就是社会的世俗价值观，不仅学生被社会提前洗脑，更重要的是老师已完全世俗化。知识分子与常人无异，混迹于市井之中。

　　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的社会，通常以人生代替宗教。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因此人文化的知识分子便显得格外重要。他们在功能上等同于西方社会的牧师，有拯救人的灵魂的职责。社会之所以对知识分子有特别的期待，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堕落痛心疾首，乃是与中国社会以人文代宗教的特点有关。虽然人文知识分子今天不再是社会的中心，社会精英也开始多元化，有科技精英、商业精英、权力精英、草根精英等，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的教授，依然承担着独特的责任。

　　现代社会是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生产(学校)和流通(媒体)的核心枢纽。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格类型基本是在大学奠定的，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媒体影响的是社会的现实，而大学决定了国家的未来。今天大家谈得最多的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当然是毋庸争辩的事实，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是财富的崛起，还是文明的崛起?能否向世界展现具有精神内涵的中国文明?知识分子在文明崛起的过程之中将有什么样的反思，有什么样的担当?

　　每一个读书人，或许都应该想一想。

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