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沉沦与知识分子应负的责任

2010-7-15  转载自：陈有西学术网

 

（草稿）

刘松萝

    [说明]一直想写的题目。由于涉及的头绪太多，没有完成。近来，在写作《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停止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其中包含这一问题，故写下了要点。

 

     眼下，有一种通行的思维方式：有官员的腐败在，有大恶在，指出社会其他的问题就是小题大做，就是故意转移公众的注意力。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沉沦，都不可能仅仅是由官员造成的。

     我不否认，官本位制度的存在，腐败的存在，言论自由的不足，是造成目前种种社会弊端的主要原因。我也同意，有些知识分子的卑劣言行，与社会的腐败是分不开的。但是，这绝不是说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的言行独立地承担责任。

     德国人在回顾二战期间纳粹的暴行时常说，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负有责任。

     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听到过有一种模仿港台腔调的说法：随着朝野的良性互动，中国一定会走向进步。时间在流逝，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良性互动，恶性互动却是存在的。

     在这里，我拿出准备中的文章，《民族的沉沦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中的部分观点，谈一谈在腐败之中，官员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

    1. 官本位制度是官方建立的。开始的时候，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反对的。过了没有多久，很多知识分子就适应了。大学衙门化，研究机构衙门化也很快出现了。以后，官本位的强化与知识分子是分不开的。

    2. 由于没有认真清除文革的影响，文革式的思维不但没有减弱，而且传到了下一代人。改革中出现的冒进和蛮干，就是文革思维的表现。有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也是文革思维的表现。有意思的是，很多企业家，包括没有文革经历的年轻企业家，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完全是文革式的。

     3. 关于暴君崇拜，很难说是官方所为。不能不说的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沉浸在文革思维当中，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左派知识分子热衷于颂扬诸如萨达姆和金正日那样的暴君，而一些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又卖力地为暴君翻案。不但以往的秦始皇和武则天成为明君，而且祸国殃民的王莽和隋炀帝也受到了赞扬。

    4. 由于受到港台文化的影响，辫子戏从流行走向泛滥。在一个信仰缺失，集体无意识的社会里面，辫子戏极大地扭曲了社会的价值观。

    5. 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曾经拓宽了人们的视野。随后，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又把人们的思维引向旁门左道。

    6. 暴君崇拜打碎了人们对正义的信仰，公然宣称强权就是真理。辫子戏直接把领导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上下级的关系变成了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则明确地告诉我们，除了法律之外，还有一套依靠强力运行的潜规则。这些歪理邪说，无疑为酷吏和贪官提供了胡作非为的依据。

    7. 王朔先生的小说，曾经具有反对虚假道德的价值。以后，王朔作品被赋予了更高的意义。随着王朔的崇拜者成为官员和学者，他的作品中消极的一面开始显现。“我流氓我怕谁”和“无知无畏”，变成了一些人的信仰。有人认为，有了流氓手段，我们就可以抗拒强权了。而在实际上，强权一旦流氓化，民众的噩梦就到来了。

    8. 改革以后，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的应用，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否定的。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经济学的理解存在偏差，又过于自信，在行为上则表现为教条主义。 

    9. 纵观世界各国，没有把经济学当做指导思想的。经济重要，用经济学也可以解释政治、社会和法律现象，但经济绝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有些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目的理解为赚钱，再用经济上合算不合算来检讨政策的得失，误导了政策的制定和施行。

    10.急功近利的社会经济政策，造成了拜金主义的盛行。贪污腐败和为富不仁的责任不在知识分子身上，但一些知识分子对拜金主义的认可和宣扬，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1.事实证明，那种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社会矛盾都会随之解决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对于社会矛盾，必须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遗憾的是，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极左派在鼓吹阶级斗争，而极右派在宣扬资本天然合理。茅于轼先生提出“为富人说话”，挑起了贫富问题大讨论，加剧了社会的割裂。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12.严重的贫富对立，加上拜金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造成了极端主义的思潮。一些社会上的活跃分子坚信优胜劣汰，无视民生的需要，反对社会福利，反对劳工的权益。某些并没有在社会上占据有利位置的人们，却对大众表现出穷凶极恶的态度，宣称要淘汰甚至消灭穷人。在土地资源紧张的中国，把房地产当做支柱产业，并且放任房屋的囤积和炒作，是政策的重大失误。而一些知识分子把房价问题仅仅理解为经济问题和投资问题，也是有责任的。

     13. 泛道德化是不可取的，以往对虚假道德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去道德化同样不可取。虚假道德固然有欺骗作用，但赤裸裸的反道德只能造就越来越多的贪官，越来越多的恶人。

     14.有必要谈到国家认同问题。国家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固然不可取，民族虚无主义也是有害的。在有关国家和民族问题上，极左派宣传仇外思想，喜欢用阴谋论来解释问题，极右派则是以对民族的否定为能事。左右两端的偏颇，凸显出我们民族的不成熟。

     15. 由于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由于法律常常被选择性地执行，在公众中出现对法律和秩序的抵触是不奇怪的。遗憾的是，有些自由派人士对法律和秩序也表现出民粹主义的态度。对于很多违规的行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同情和支持。

      16.社会上出现的明星崇拜和追星热潮，也进入了本应是超然世外的校园。对于追星热潮的升级，知识分子和官方负有同等的责任。各个地方的官办庆典和晚会供养了演艺界的明星，报道两会的时候，媒体又刻意渲染明星代表和委员。与此同时，大学争先恐后地把明星请进校园，并且奉送教授头衔。

     17. 现在，追星热潮已经演化为泛娱乐化的社会趋势。有些人把什么事情都当成娱乐，进而当成了儿戏。娱乐性的思维，就是弱化幻想和现实的区别，模糊因果之间关系，进而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感。回过头来看，旧时代主流社会远离戏班和杂耍是有道理的。

     18.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本来就缺少逻辑和范畴的因素。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也没有改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改革以前，政治上的禁锢让学者不得不在前提或者逻辑推理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改革以后，金钱至上、学术的腐败和浮躁、学者人格的降低以及泛娱乐化的影响，使得学者的思维能力更加等而下之。其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良知和没有逻辑。

    19.良知、逻辑和范畴的缺失，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利益之外，把一切事物都纳入到相对主义的陷阱之中。你说甲，他一定会和你谈乙。以前是非黑即白，然后是模糊黑白的界限，把一切事情都变成灰色。现在，很多人认为只要努力，什么结论都是可以达到的。有一些名气的人，更是不时地试一试颠倒黑白能否实现。

     20.道德相对主义是可怕的。眼下，很多学者沉浸在翻案文章的写作之中。找出恶人之善，以及善人之伪之恶，已经成为一种乐趣。社会上出现的过失、错误和罪行以后，一定会有人出来质问：还有更错误和更罪恶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管？你和他谈问题，他一定会指出原因或者深层次的原因。好像有原因在，问题就可以无视了。并不超脱的中国人，在文过饰非和颠倒黑白的时候，人人都能够写出《庄子》。

     21. 脱离现实又想有所作为，必然会剑走偏锋。于是，颠倒是非的已经不够了。有些人更喜欢搜罗奇闻异事和出位的人物，从中体验创造的乐趣。在音乐比赛中，把走调的歌手捧红，并且对其被淘汰义愤填膺。以后，就是推出拜金女、凤姐和兽兽。有人认为，这是个性的张扬。我认为，扭曲尚存的客观标准，只能让潜规则，让强权更加肆无忌惮。作为互动，则是一些地方热衷于争夺西门庆和孙悟空的故里。

     22.近年来，有些知识分子在贫富大讨论、《色?戒》、汪精卫、范美忠等问题上很失策。即使不是观点上有问题，也是策略上和公共关系上的失败。同时，他们已经脱离现实，对劳工问题和房价问题视而不见，无所作为，从而失去了大众。

    23.有些知识分子开始表现出霸道的作风。奇怪的是，宽容和容忍，已经变成了一种十分专横的词汇。归纳起来就是：我赞扬了某人，那就是在维护他的自由。你批评他，就是干涉他的自由。还有，我讲了话，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来批评，就是限制我的言论自由，就是专制。

    24.毫无疑问，不少知识分子一定是认识到自己已经不得人心了。民主，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标榜。他们认为，自由高于民主。假如民主搞不好，很可能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不仅如此，有些人也陷入了国情论。开始，他们认为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原因，劳工的权利不能太多。现在，他们认为由于民众的愚昧，民主是危险的。可以这样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知识分子和官方已经不是互动的问题，他们已经合流了。

    25.小结   目前，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是在文革的乱世中长大的。他们的观念是有问题的，他们的知识是不完整的。在唯利是图的改革中，金钱进一步腐蚀了他们的人格与学识。 先天的不足与后天的倒退，使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身上充满了小市民意识、犬儒主义和乡愿作风。就在几年前，有些知识分子在和左派辩论的时候自豪地说，是我们最早关心下层民众的利益。现在，这种话不敢说了。为什么？因为有些知识分子富了，变成既得利益者，变成乍富者，当然不会关心穷人了。他们的地位、影响和学识，被用来为自身利益服务，用来在诸如抄袭问题上互相照应。 没有高尚的目的，对社会没有承担，思维上没有逻辑，没有范畴的概念，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

    由这样的知识分子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是中国的悲剧。    

                                          20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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