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频遭质疑背后：道德绑架以权谋捐引担忧

 

3年前，“郭美美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公信力、透明度的非议。随后，对公益组织的质疑事件层出不穷。从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到崔永元的公益事业，再到对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芦山地震捐款使用速度的质疑，公众的注意力一次次被吸引到公益行业，越来越多的质疑对准了慈善组织。

 

日前，在由凤凰公益频道和安平公共传播基金联合举办的正益论沙龙现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突然质疑壹基金账目管理混乱、涉及利益输送，追问“钱去哪儿了”。

　　现场并无壹基金的工作人员回答，但在参加沙龙的专家看来，判断利益输送时，要看相关方是否有关联性、交易是否必然发生、利益相关方在公益慈善组织决策过程中是否回避。

　　如何看待管理费问题

　　公益慈善组织圈子里有个有意思的现象，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有公益组织被质疑，大家都在猜，谁会是下一个被质疑者。

　　在希望工程发起人、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看来，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质疑可以分为四种。第一是对公益组织违反法律的质疑；第二是对公益组织违反行业规定的质疑；第三是对公益组织突破道德底线的质疑；第四是对公益组织一些做法持不同意见。这四种质疑程度依次递减，“往往第一种质疑最强烈”。

　　徐永光举了个例子，《基金会管理条例》中规定，基金会从捐赠资金中列支的管理费用不得超过10%。“一些人并不能理解基金会为啥要拿走10%的管理费，这不是雁过拔毛吗？我们的捐款怎么不能全都用在受助人的身上呢？”徐永光说，“其实这涉及到对于一些公益常识的理解。”

　　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个很知名的公益项目——爱心包裹，捐款人捐100元，项目组织者将给贫困地区和灾区的小学生买一个书包。书包里有作业本、彩笔、铅笔等够孩子们使用一年的学习用品。这个书包在采购、邮寄等中间环节，大约需要消耗掉20元，相当于捐款人捐出的100元里的20%，作为管理费支出，这是刚性的、必须要产生的费用。但是，如果孩子们自己在市场上购买这些学习用品，可能需要花180元。

　　“也就是说，100元捐款在整个流程中消耗掉了20%，但是孩子们拿到的书包里的学习用品价值180元。运用公益慈善组织专业的操作方法，规模化地发放这些包裹，提升了慈善资源的利用效率，合理地提取管理费用并非是一些公众理解的挪用善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一直以来的观点是，一些公众不太了解一些公益慈善的基本常识，导致只要有人质疑公益慈善组织，马上就能“一呼百应”。

　　王振耀说，比如4月底壹基金被指“受捐多、花钱拖”的问题，主要与民众不了解救灾捐赠的花钱进度有关。2008年之后，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基金会必须引进新的财会制度。根据捐款不同，有两块项目分得很清楚，一个叫“限定性捐赠”，一个叫“非限定性捐赠”，过去叫“定向”和“不定向”。

　　所谓“限定性捐赠”，就是根据捐赠者的意愿，一年可能花100%，也可能只花1%，但一般不可能一年就把钱全部花出去。

　　从操作层面上讲，“非限定性捐赠”往往受《基金会条例》管理多一些，即“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而“限定性捐赠”往往受《公益事业捐赠法》管理多一些，遵守的是全世界通用的“尊重捐赠人意愿”原则。

　　“道德绑架”、以权谋捐令人担忧

　　“公益这个领域很有意思，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进入，每个人都可以讲上几句，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也有一些人通过这样的参与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发现，质疑公益慈善组织的代价特别小。”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

　　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徐永光就在很多场合呼吁，公众不要对公益慈善组织进行“道德绑架”。

　　“不少人认为，公益组织既然是非营利的，你们就应该做苦行僧，拿很低的薪酬，这种道德绑架让这个行业发展非常困难。”徐永光说，“吸引人才就应该付出与之贡献相适应的报酬，但是社会道德绑架让公益组织很难吸引到人才，这是应该纠正的。”

　　慈善组织频遭质疑也有自身原因。慈善部门吸引资源不像政府一样具有行政手段，也没有市场的激励机制，它依靠组织本身的品格魅力，所以有一些公益组织不断宣传自己零成本运作，以此来赢得公众的支持；有一些组织宣传自己如何关心受益人，于无形中提高了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这又符合了公众的期待，给慈善行业戴上光环。“这样，行业一旦出现某些不好的事情，公众就会变得很愤怒。特别是突然发现慈善行业有道德瑕疵的时候，公众的愤怒可能会更强烈，因为觉得美好的词汇都被它玷污了，这是符合心理学的。”金锦萍说。

　　徐永光同意这种观点，“公益行业被视为最后一块净土，公众的期望值很高，甚至会苛求。做公益就得要喝西北风，不需要工资，这是不现实的。真如此，这个行业会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没有专业人才，缺乏专业化运作，这个行业是不可能发展的。”

　　对于在道德方面的质疑，徐永光认为，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告诉他们哪些质疑是对的，哪些质疑是错的。“我觉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有些质疑是错的，大家并不知道；有些质疑是对的，但缺乏最后的交代。这样的话就变得良莠不分，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公众并不清楚。”在徐永光看来，质疑是常态，一直都会有，关键是有了质疑以后该怎么办。

　　徐永光表示，目前我国公益慈善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其频遭质疑的导火索。“我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了30多年，一开始有很强的政府背景，后来慢慢开放空间，建立了一些政府背景逐渐弱化的基金会、慈善会，公众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这本是公益慈善逐步走向民间化、回归民间的一大进步。”徐永光说，“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时候是倒退的。”他提到了“以权谋捐”的问题——“慈善风暴”刮起，一些地方政府用权力把慈善资源拿到自己手里。这成了政府的‘第二税源’，这叫‘苛捐杂税’”。一些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刮“慈善风暴”，向企业和个人强行摊派捐款的做法，是对慈善事业的破坏。

　　徐永光举了个例子，某省的一个县，2010年春节，县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齐出动，趁着年关给煤老板设宴，一举拿下“捐款”13亿元。“经验”传到邻近的县里，即升级为“百亿慈善公益金计划”。邻县也有一批身家上亿元的煤老板。县委、县政府称：本县的现状是财政富老百姓不富，少数人富多数人不富，有资源的乡镇富黄河沿岸仍不富。必须有“共享式发展”思路。于是，县委、县政府发出了《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三大慈善公益金筹集倡议书》，并成立“公益金筹集运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县长和39位党政部门一把手分别出任组长、副组长和成员，目标是在“十二五”期间募集“三大慈善公益金”100亿元。

　　“这种以权谋捐从本质上讲，是公权力对于私人财产权的侵犯，它绑架民意伤害爱心，这种慈善乱象是官民不分的慈善体系惹的祸。”徐永光表示，这一顽疾也让公众对慈善产生距离感和不信任感。”

　　一旦政府、企业或者公益慈善组织在面临某种危机时，公众容易陷入一种非理性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没有建立起信任。当面对质疑的时候，很多组织要告诉公众真相，但是问题是公益组织口中的真相，公众相不相信。”关键点传播集团董事长、危机管理专家游昌乔表示，“建立信任非常关键。怎么建立信任，就是把我们的品牌形象塑造好，把公益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但不能过度包装作假。”

　　立法滞后于现实

　　当公益组织被“污名化”时，大多数当事人往往选择了忽略，坚信民众不会无理取闹，至事情发展的态势往往无法控制。

　　专家们都认为，对不同的质疑可以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面对一个从理性、发展的角度提出的质疑，公益组织可以坦诚地交流；如果是恶意诽谤，应该走法律程序。

　　但公益人面对一些无理质疑时，总是认为清者自清。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起诉向慈善组织“泼污水”的人？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从事公益制度、法律研究的金锦萍认为，一方面走司法程序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另一方面，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会使公益组织长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成为是非漩涡。所以，危机公关的建议是不起诉。即便赢了官司，也可能输了民心。

　　“法律程序的成本很高，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替代性的程序？不走司法程序走仲裁可不可以？公益慈善领域能不能有自己行业的仲裁机制？”金锦萍建议。

　　一些公益组织面对质疑时，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认为做公益、行善不应该、不可能受到质疑。

　　“我从事这个行业25年，没有这种‘道德优越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道德忧郁感’，一种道德忧患。”徐永光说，“如果是道德上面出问题，捐款人每人一个吐沫星子都会把我们淹死，所以做公募的机构真的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纲丝。一些公益人自己用道德优越感来做事情是不会做好的。”

　　“对于一个行业过分苛求是会毁掉这个行业的。公益行业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一定会有问题。但我们有一些文化、观念、情绪，不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徐永光说。

　　王振耀则主张要加强针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法律服务，对于公益机构，社会有质疑的权利，但质疑是有度的，一旦涉及“贪污”，是要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国外有公益律师，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会立即质疑、起诉，而我国没有法律服务链条。

　　王振耀说，“近十年来，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相当快，很多法律、制度需要作调整，比如《基金会管理条例》在2004年做过一次修改，那时候像汶川、芦山地震那样的大灾捐赠还没有发生。当时，大家主要想的是小额捐赠，很快发完就行了，现在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立法工作滞后于现实改革。

　　“关于70%的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一定要改，表达要更准确些。70%的规定，是与尊重捐赠者意愿相违背的，让公益机构根本无法操作，当务之急就是先把这一条修改了。如果不改，非常尴尬，很多基金会的做法都是违法的。”

　　本报记者 王亦君 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