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生命密码
经济观察报 柳红/文 在我近三十年的工作履历中，持续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做吴敬琏的研究助手，为时九年。是我从38岁到47岁的时间，是儿子子尤从8岁开始热爱读书到16岁去世的时间。
1998年，金立佐为我和吴敬琏度身定做了这个工作方式，以民间的、个人的方式支持研究，这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创举。立佐对我说：“柳红，就算咱们两个人为中国做点事！”这样的话总能打动我。他是看到吴敬琏尽心尽力推动改革，长期单枪匹马，没有自己的机构，也不擅长此道，有过一些助手，都是阶段性的，或是以课题的方式。吴敬琏所服务的机构，无法从制度上保证他有一位长期的专职研究助手。经过吴老师的一番考核，我们就开始一起工作了。那年，他68岁。
这样亲近的工作自然带上了家庭和生活。我常把儿子的诗拿去给他们读，过节时一起度假。进入2000年，吴老师的工作越来越忙，越来越多，站在风口浪尖上。他的言行，不断成为争议焦点，而他的严谨、认真，稿子每一遍都改成“大花脸”的习惯加剧了工作负担。我也跟着愈发忙碌。就在这些忙碌的日子里，儿子渐渐长大，长成一个博览群书、丰富有趣的少年。十年前写《吴敬琏评传》时，我很拘谨，因为不会写，头一次写作，就是那么重的东西，还是子尤从旁在细节上给我提意见，使之增色。
2004年3月23日，在吴老师家工作，晚上9点多回家，进门是按的门铃。儿子是从床上起来的，他说，“我有点发烧，给你留了个纸条儿”。纸条贴在门上，上面写着：“妈妈，我可能感冒了，喝了感冒冲剂，先睡了……”谁想到，第二天他就从学校直接被送进医院，因为突发呼吸窘迫，发现纵膈肿瘤。那张纸条从此永远地留在了门上。接下来就是拼命地求医。我给吴老师打电话告知情况，他的夫人周南立刻联系了他们在美国的女儿和做肿瘤医生的女婿，为我咨询，提供资料。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需要理智，要知道怎么明确诊断，什么是恰当的治疗途径，在哪里做手术，其间所经历的心灵和现实的曲折实在不足为外人道。吴老师并不是一个在日常事物上非常灵活和给予关注的人。在我们以往的工作中，基本上不谈工作以外的事情。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到发达国家的常规做法：通过肿瘤标记物就可以确诊子尤这种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国内的做法是先手术，然后做病理，明确诊断。但因为胸腔环境复杂，我们被告知可能下不来手术台，那样，便一点机会都没有了。那时，我觉得医生是权威，比较强势，不知道怎么能让他们听一听我所了解的信息。情急之中，我想到了请吴老师出面。他答应了，并认真阅读寄自海外的相关医学论文，用记号笔标出重点，像对待平时的研究工作一样。这是子尤发病后的第四天。吴老师夫妇先来病房看子尤，然后去医生办公室和主任彼此听取意见。真难为他，他把刚研究完的论文反复向医生表述，虽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医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到了下一个阶段，做手术前，因为不同医院的外科大夫对手术的估计差距较大，我又邀请朋友去吴老师家开会，请大家帮助判断选择。实际上，当我们面对这么复杂和严重的病情时，能做的事十分有限。但是，在有限中，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恰当选择，力所能及地减少失误，还是十分重要。长期和吴老师一起工作，与其说受益最多的是获得知识，不如说是训练逻辑思维。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训练在一次生命考验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被调用了。
吴老师是个不谈钱的人。他的家世和他的清高让他耻于谈钱，也基本不摸钱。他极其理性，把感情藏起来。即使流露感情，也事关大局，而非私人生活。我虽然陪孩子住在医院里，也常和他们联系。有一次接起电话，吴老师开口就问：“柳红，需要钱吗？”那是一句冲口而出的问。情急之中，真情流露。事实上，在子尤生病的两年七个月里，周老师代表吴老师给过我们好几次钱。患难之中，大恩不言谢。
他们也多次来家，来医院看我们，在化疗时，在危重时，在稳定时，在中日医院胸外科，在肿瘤医院，在北大燕北园。2005年8月，子尤一篇《让人心痛的<妞妞>和妞妞》在《南方周末》发表后，周老师告诉我，他们全家人都看了，支持子尤。她还说：“子尤这么写妈妈，柳红值了。”2006年春节，学生们在北师大和吴老师聚会，我推着轮椅上的子尤也参加了。这样的场合，吴老师总是滔滔不绝，讲宏观经济形势，讲时局，海阔天空。子尤在座，他对子尤说：“我说这些你可能觉得没意思吧。”子尤不足16岁。但是，吴老师看重他的感受，特意关照，知道他也是有见识的孩子。
子尤去世的第二天，周老师来家看我。又过了几天，吴老师和周老师一起带了些吃的，来北大燕北园的家和我吃晚饭。我们谈到一些英年早逝的人，包括吴老师的生父去世时只有24岁。周老师说：“他也多有才呢！”吴老师说：“可是他没留下东西，子尤留下东西了。”看到家里到处摆放着子尤的大照片，他们怕我触景生情，一再嘱咐我取掉一些；还建议我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换个环境。看我悲伤而不知前程，吴老师对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人生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话是怎么说的我记不得了。他本不是擅长这样表达的人。而他说出来，就更让我觉得珍贵。
其实，他说英年早逝的生父没有留下什么是不对的。我越来越相信生命有密码。1931年，吴敬琏一岁时，他的父亲吴竹似因肺病去世。吴敬琏的身体也极其孱弱，医生说这个孩子养不活。到了16岁，吴敬琏也得了肺病，休学休养是他的常态。而因为肺病，吴敬琏放弃了喜欢的电机专业，改为经济学；直到从复旦大学毕业他的体检还是不过关，不能分配，留校休养一年。连夫人周南，也是他在金陵大学疗养院中认识的。父亲除了留给他代表聪明的宽大额头和倔强的上唇，还留给他虚弱的体质和肺病，从而牵出了和周南的姻缘，从而有了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是“文化大革命”下干校，在风吹日晒下劳动，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根本转变。如今，吴敬琏80岁了，除了白发，没有老态。耳不聋、眼不花，反应快，思维敏捷，语言犀利，对新事物敏感，工作强度高。谁能想到，最终，竟然是他的身体成就了他的事业，成就了他60年以及更长的学术生涯。真是祸兮福之所倚啊！
2003年，在房山集中和吴老师一起修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时，他每天快走。我们散步时常常碰上他正一圈圈地健步如飞呢。吴老师的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绍光说，吴老师走起来像竞走似的，走得比跑得还快。我们听了哈哈大笑。之所以想起了这个情节，是因为生于1963年的李绍光如今也身染沉疴，生命垂危，让人不免感慨。
吴敬琏不是幽默的人，但也时常在无意中制造出逗乐的效果。我们在郊外工作时，一天早上，看到山顶云雾缭绕，他说：“照下来。”助手李瑞说：“我带着相机呢。”结果吴老师回头就往房间跑，说：“我得回去整容，两天没刮胡子了。”平时在家，老两口常常找东西。吴老师的书房里、桌上、地上资料堆得高而凌乱，加剧了找东西的难度。有一次我说：“收拾收拾吧，磨刀不误砍柴功。”他说：“砍的柴太多了。”吴老师和周老师曾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办公室而有过一场这样的对话。周老师说：“你把这屋收拾一下。”吴老师答：“你看看，哪个教授屋子里是干净的。”“晚上7点要来人谈话。”“那怎么了？刘遵义的屋子都迈不进脚。”“那也不是什么好。”“那我现在70多岁了，我也改不了了。”
其实吴敬琏的生命密码中最大的一个，有待他在未来继续开解的，就是从祖辈传下来的对于宪政民主的追求。100年前他的伯外公邓孝可是追求宪政的风云人物；半个世纪后，学法律出身，曾经的《新民报》股份公司经营者，母亲邓季惺因为主张法治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吴敬琏继续追求。说到底，他的忧患和关心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一家子，四辈人，前仆后继地指向同一个目标，它也是100年来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法治的缩影。数年前，吴敬琏说：“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面对深层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是从最基本的地方着手，构筑起法治社会的基础。”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了市场经济的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吴敬琏自觉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
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自1956年起穷一生之力，试图写出一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传统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走入偏颇之路，但是谁能否定政治和经济的深刻联系呢？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大家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在中国历史变迁之时，经济学家面对着独特而巨大的政治、经济现实问题。自以为了解吴老师的思想、追求、用心，在吴老师80岁生日之际，如果说想向他表达什么心愿和希望的话，我想说的是，放眼望去，在中国经济学界，或说在中国，吴敬琏是不多的再往前迈一步就可以起到特殊历史作用的人。可以说，他的天赋、家庭、阅历、勤奋和现实需求，是上苍和历史给他的条件。多么希望吴老师有意识地、恰当地使用这些条件，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洒脱，超越自我，自由自在，无所畏惧，言人所不能言，做人所不能做的事。